【植髮知識】植髮點樣嚟?淺談植髮百年發展史

植髮近年非常盛行,不少中外名人都會進行植髮,讓自己外表更自信。坊間不少文章講植髮的好處、例子,但植髮原理是怎樣?植髮又是如何發展至今?這些問題都令我希望了解更多有關植髮歷史,一查之下才發現植髮發展已經超過一世紀,發展至今已非常成熟且安全。

1897年——最早期的植髮研究

現今植髮技術幫助了很多人解決脫髮問題,植髮手術主要是透過移植健康的毛囊到有問題的地方,但你又知道原來最初期的毛髮移植技術可以追溯早至19世紀嗎?

圖片來源:Indian Journal of Dermatology

早於1897年,鄂圖曼帝國(即今日土耳其)皮膚科醫生梅納漢·霍達拉(Menahem Hodara)進行了第一次毛髮移植手術。霍達拉醫生取出病人未受脫髮問題影響的健康頭髮,從病人頭皮上剪出長度約1至4毫米的頭髮,在病人的黃癬疤痕上切幾個淺切口並移植頭髮,研究頭髮移植後的生長情況。其後,霍達拉醫生在帝國醫學會會議上首次發表與植髮相關的研究成果,雖然霍達拉醫生的技術存在很多問題,例如不夠自然、不長久、技術亦相對落後,但就為植髮技術開創先河,為長遠解決脫髮問題提供可能性。

1939年——現代植髮的誕生

圖片來源:Hair Transplant Forum International

其後一直有不同的專家醫生針對植髮技術進行研究及實驗,驅使1930年代發展出現代植髮技術——日本的奥田庄二(Shoji Okuda)醫生於1939年在一本日本醫學雜誌發佈了他的植髮臨床試驗結果,奥田醫生以外科手術的方式,採用較小毫米的皮膚打孔器,從病人的側面或後面健康的頭皮取髮,移植到禿髮位置,而移植的新部位亦繼續長出新頭髮。

奥田醫生的技術與現今的毛囊單位摘取術(FUE)相似,為現代植髮手術紮下根基。但可惜的是,當時正處於二戰混亂之時,奥田醫生的研究未能受到醫學界的重視,亦漸被遺忘。

1950年——戰後重啟植髮研究

圖片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直到戰後1950年代,一位紐約的皮膚科醫生諾曼·奧蘭治(Norman Orentreich)開始研究他自己的一套植髮技術。奧蘭治醫生開始用更大的皮膚打孔器將數十個毛囊從患者後枕的頭皮移植到禿頂區域,他發現在毛囊移植的過程中,毛囊仍能保留原來的特性。

奧蘭治醫生稱此技術為「供體優勢」(donor dominance),換句話說,毛髮的特性取決於毛囊是從哪裡來(後枕健康供體),而不是其被移植到了哪裡,即使植入不健康的頭皮,健康的毛囊仍會繼續茁壯成長。奧蘭治奠定了毛髮移植技術發展的基礎,亦因此獲譽為「當代植髮之父」。

以當時來說,奧蘭治的技術可是非常創新,但當然也並非完善。由於當時用的鑽頭大約是5毫米到8毫米不等,每次只能取出20-30根頭髮,移植效果並不自然,像公仔頭髮一樣一撮一撮。

承先啟後,繼續發展

隨時代變遷及科技進步,植髮技術經過不斷改良亦日趨成熟。奧蘭治醫生的技術於80年代漸漸被放棄,取而代之是用顯微鏡去移植頭皮後枕一批毛囊。利用顯微鏡切口就能更細更不顯眼,效果更加自然,此技術亦是一直沿用至今的毛囊單位植髮術(FUT)。

90年代末至千禧時代初,有專家重新研究1930年代奧田醫生的技術。2002年,拉斯曼(Rassman)和伯恩斯坦(Bernstein)醫生發表一篇有關FUE 的醫學論文,用較小的鑽刀,將毛囊一株一株的取出來再植入,讓植髮歷史的里程更進一步。

現今的植髮手術都朝向更小更不顯眼的傷口、更快的恢復期和更自然的效果去發展。植髮技術源遠流長,經過百多年的改進及研究,現今的植髮技術亦相當安全成熟,百年來造福了不少人群,幫助改善外觀,重拾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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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植髮

至於香港的植髮發展,要數最有口碑、歷史最悠久的植髮中心,就不得不提到香港顯赫醫學植髮中心NU/HART,顯赫為全香港最先成立具國際背景的植髮中心,經驗豐富,同時具備FUT、FUE 植髮技術,讓客人可以按需要選擇最合適的植髮方法,多年來成為不少植髮人士的最佳選擇。

資料來源:

“History of Hair Transplant Surgery.” Feller & Bloham Medical Hair Transplant Institute, accessed: https://fellermedical.com/history-of-hair-transplant/

Tekiner, Halil, and Marianna Karamanou. “The forgotten hair transplantation experiment (1897) of Dr. Menahem Hodara (1869-1926).” Indian journal of dermatology, venereology and leprology vol. 82,3 (2016): 352-5. doi:10.4103/0378-6323.17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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